我的童年生活博物学

你小时候吃的糖是怎样的？

(资料图片)

去年的一个晚上，我陪七岁的儿子在小区散步，他突然问。

他无意中的这一问，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，父母也会经常讲他们小时候的事，虽然他们很忙，讲得也粗略，但我终身难忘。

我想写一个系列，就是我童年少年的生活博物学，记录讲述当年衣食住行的种种记忆，既是讲给他，也是为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生活博物学留一个样本片段。

这个系列每篇单写衣食住行中的一样，每篇文章包含一个与此有关的趣事，加上必要的时代背景资料介绍。能写多少篇目，我不知道，也许一旦开笔就刹不住。我想写的这个系列，大概就是下面这篇的样子。

不能炫耀的幸福不是真幸福，我四岁时就体会到了。

那是1975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午后，应该是星期天，不然我不会出现在孙阿姨家。

那时我在新疆兵团农场一个只有一百来户的连队，孙阿姨是连队幼儿园的老师。

我们连队有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卖部，当时它叫代销店，就在我们隔壁的一排平房里。代销店门口没有标识，但你能循着酱油醋的味道找到它，如果门口有人排队，那一定是新到了好东西。

如果到的是水果糖、饼干之类，我会立即跑回家通知爸妈排队。

代销店的饼干是糖精饼干，它微苦的味道每个孩子都熟悉，玉米糊糊、苞谷馒头会经常用到它。那时的白砂糖很金贵，产妇、病号要补身体，需连里的卫生员在申请上批字，才能到营部供销社买50克白砂糖。

饼干的正确吃法是小口咬着吃，如果熬到别人吃完手中的饼干，而你手上还有小半块，看别人在旁吞口水，那才是吃饼干最大的乐趣。

水果糖就更不能咬碎直接咽下去，必须含在嘴里让它慢慢溶化。

叫水果糖是不准确的，代销店里的糖有股浓郁的甜菜味，是本地产的甜菜做的，应该叫甜菜糖才对。

但孩子们管这种糖块叫黑糖，因为它是黑色的，那种浅黄色半透明的正宗水果糖，则往往被叫作白糖，以黑白分高下。

正宗水果糖是酸甜味的，含在嘴里会均匀溶化，最后变成薄薄的一片，黑糖溶化不均匀，像有孔洞的太湖石，含在嘴里化完后，有些会留下一些小碎屑——小棍可能来自高粱扫把，黑色颗粒可能是活性炭。

无论黑糖还是正宗水果糖，都是防潮蜡纸包装，单色印刷，多为低饱和度的褐、绿、橙、蓝色。当时看来，颜色不鲜丽就是不高级。谁能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，不饱和色居然成了性冷淡风的高级审美。

还有一种常见的高粱饴软糖，产地应该也不太远，虽然不太甜，但没有甜菜的怪味。加了红色的色素，还有一层糯米纸，比黑糖高级多了。

偶尔也能围观到上海产的水果糖，透明玻璃纸包装，艳丽夺目，玻璃纸能发出让人惊叹的脆响声。这种糖纸当然舍不得扔，水里泡一下再晾干，平平整整，适合夹起来收藏。

这种来自平行世界的高级糖，天然就是用来显摆炫耀，而不是用来吃的。

孩子们真正喜欢吃的，是酥糖——因为带横纹，我们管它叫大虾酥，是镶嵌着花生碎的牛奶糖，是黑色软糖芯的夹心糖，是纯正的牛奶糖，是带巧克力味的软糖。

但这些糖都是1980年前后才像火山爆发般出现的。糖的品种从极度匮乏到极大丰富，糖从需要父母挖空心思藏好，到孩子们可以把它在火炉上烤化拔丝玩，只有两三年时间。

在那天去孙阿姨家之前，我只吃过黑糖、几块正宗水果糖，最多也是石河子、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产的。

我应该是路过她家门口被她叫进去的。

孙阿姨是上海人，她只有一个女儿，在外边当老师，回来一趟全连都会知道，她穿着浅色连衣裙，骑挂满五彩装饰的女式凤凰自行车，她家干净整洁而空阔。

孙阿姨不喜欢孩子，在幼儿园总是很凶。她管我叫“黄木头”，因为我脸上无鼻涕、身上无泥痕。孙阿姨有时故意把我鞋子踩脏，把我的衣领翻折塞进脖子里，这大概是她表达喜欢的方式。

记忆是她捧出四方形大铁盒开始的。铁盒扁扁的，盒盖的图案美得无法形容，四周是明晃晃的金色。铁盒四边用机器卷过边，厚而坚实，不是常见那种边缘容易划伤手的薄铁皮。

她把铁盒放在地上，招呼我近前蹲下，两手轻轻扣在盒子两边。悦耳的开盒声，缓缓移开的盖子，五彩缤纷的糖果渐次展现。

阳光透过窗户打在糖果盒上，光芒耀眼，每颗糖果都像珠宝一样闪闪发亮。它们不是糖，也不属于这个世界。

我看着糖果，孙阿姨看着我。我没叫也没跳，平静而惊奇。

她抓住我的手按在糖果堆中，我小心地挑了几粒，想装进口袋，但我的手指被掰开，孙阿姨剥开一粒：张嘴！

咬！咬碎！不要含！孙阿姨命令。

我被连续投食了好几粒糖，我从没有那样吃过糖，幸福来得猝不及防，糖果像霰弹枪击穿我的小心脏。

离开她家时，我连一张糖纸都没有带走，路上空空荡荡，风和日丽，我幸福得寂寞空虚冷。

江湖险恶，四岁的孩子手里攥着一把高级糖，是闹市怀金，是主动寻衅。孙阿姨是对的。但对一个孩子来说，最大的幸福是与人分享，有好东西就该被人知道，就算被大孩子一抢而光，好歹也能留下传说和美名。

我什么都记得，就是没有那些糖果的任何味觉记忆。

2023.3.2

文/黄章晋（媒体人）

编辑/韩世容